根據研究指出，生理水平濃度的維他命 C可以有效消除活性氧 (ROS) 和活性氮，這些物質在正常代謝過程中就會形成，但在各種形式的身體壓力下經常會有過量產的生。 因此，維他命 C可以保護細胞免於受到促氧化刺激物質所造成的細胞損傷和死亡。當化療與維他命 C共同給藥時，可以防止至少部分的化學治療藥物對正常組織的毒性，消除非化療攻擊目地的正常細胞因為化療而附帶的氧化損傷。所以精準地找到標準癌症治療當中，有效劑量維他命C的介入時機，也就是right timing，反而可以因此避免抗癌治療對正常組織的迫害。

癌細胞經常會誘發新陳代謝的重新排程現象，導致體內內分泌免疫性統的紊亂，這都是與葡萄糖轉運蛋白，例如 GLUT-1、GLUT-3 或 GLUT-4（分別為葡萄糖轉運蛋白 1、3 和 4）的過度表達有關聯，如此的機制是讓癌細胞之所以更能適應低營養、但卻又高度生長的生長環境。

葡萄糖轉運蛋白和糖分酵解的基因會受到 HIF-1 的正向調節。因此，與正常細胞相比，癌細胞的葡萄糖攝取和糖酵解的代謝狀況反而是增強的。有趣的是，氧化形式的抗壞血酸 -DHA複合物的轉運，則是由 GLUT 轉運蛋白負責運送的。在正常細胞中，由於本身就有濃度高出很多的葡萄糖所競爭，所以GLUT轉運蛋白不太可能在維他命 C的攝取過程中發揮主要的作用。然而在癌細胞中，則反而會因為癌細胞有過量的 GLUT 轉運蛋白，因此可以抵消了高量葡萄糖在正常細胞中所應該發揮抑制GLUT 轉運蛋白的作用；所以，當有高濃度的維他命 C存在下。反而因為癌細胞本身還有大量的 GLUT 轉運蛋白，從而因此讓癌細胞攝取而攝取了更多的氧化形式的抗壞血酸 -DHA複合物，經過癌細胞內的轉化機制，進而讓癌細胞中堆滿了高濃度的維他命 C，而高濃度的維他命 C存在癌細胞內，反而讓原本維他命 C的”抗氧化暖男”形象，一夕之間，豬羊變色成”超級氧化劑”的暴力男，製造出大量的過氧化氫，也就是”雙氧水”出來，其氧化毒殺細胞的效力不亞於目前檯面上的化療藥物，好險這些”核彈級”的高濃度C完全封鎖在癌細胞內，所以其”類化療”的毒殺作用只發生在癌細胞內，精準地攻擊癌細胞，讓良民好人的正常細胞精準地避開暴力男的霸凌。而且無論體內葡萄糖的水平如何，只要癌細胞是屬於具備了GLUT 轉運蛋白的高度表達之情況，都會讓輸注的維他命 C更有效地轉運到癌細胞中。但問題不是所有的癌症，都具備了GLUT 轉運蛋白的高度表達之情況，這點再次呼應了前面所述的精準地找到right patient，精準地在right timing的時機，使用right route介入有效劑量的維他命C，才能有機會讓”抗氧化暖男”轉變成”超級氧化劑”的抗癌暴力男。

舉個實際的案例來說，當大腸直腸癌屬於具備有KRAS（Ki-ras2 Kirsten 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）或 BRAF（B-Raf 原癌基因，絲氨酸/蘇氨酸激酶）的致癌基因突變時候，大腸直腸癌的細胞就會有過度表達的 GLUT 轉運蛋白之情況。 陳駿逸醫師在臨床上發現，在right timing的時機對這類患者輸注高劑量的維他命 C ，有機會通過前面的讓”抗氧化暖男”轉變成”超級氧化劑”的抗癌暴力男之機制，利用此類型大腸癌細胞上的GLUT轉運蛋白，讓現氧化形式的維他命 C，也就是DHA會因此過度累積於癌細胞內，就可以藉由維他命 C的抗癌機制，製造出大量的過氧化物質，利用氧化毒殺效力不亞於目前檯面上的化療藥物的作戰方式，，如同直接在大腸癌細胞內丟入大量的化學藥物一樣，成功地選擇性地只殺死具備有BRAF 或 KRAS 基因突變的大腸癌細胞。 由於 DHA 在癌細胞內大量堆積，癌細胞內原本的抗氧化機制隨之啟動，讓癌細胞內為了還原氧化形式的維他命 C，讓一些相關的穀胱甘肽等的抗氧化物質因此高度被消耗殆盡，如果搭配BRAF 或 KRAS 基因突變大腸癌的精準抗癌標靶，會導致大腸癌細胞內出現嚴重的氧化毒殺反應，使得大腸癌細胞內的活性氧化物質大幅升高，如此會導致大腸癌細胞糖酵解作用產生自我能量所必需的酶 -GAPDH（甘油醛-3-磷酸脫氫酶）失去了活性，更間接地導致了這類型大腸癌的細胞出現能量危機，更加速了癌細胞會死亡。總體而言，這項輸注高劑量的維他命 C搭配精準有效的癌症標準標靶療法的發現，也就是讓維他命 C的治療找到重要的right partner，讓某位本來預期壽命不到3個月、但具有BRAF基因突變的多處轉移的大腸癌案例，在使用高劑量維他命 C搭配精準醫療3個月後，竟然成功地控制了癌症。見下圖(左邊為治療前，橘色顯影為肝轉移的腫瘤。右邊為治療3個月後，肝臟腫瘤幾乎完全消失。)